杨振宁留下三剂“解药”治愈当下教育焦虑
但是杨武之选择了“不鸡娃”。当杨振宁翻阅父亲书架上的外文数学书时，杨父总说“不着急，慢慢来”。
在杨振宁十三四岁时，杨父却做了一个“反其道而行之”的事：请人来给儿子系统讲授《孟子》，两个暑假，一字不拉。
杨振宁后来回忆，正是这样的人文积淀，让他“对整个物理学的判断有了自己的Taste（品味）”。
你看，苏步青是数学大家，却写得一手好诗文；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钟情小提琴，说“音乐帮助我思考”。
杨父在孩子启蒙阶段“重基础”“不着急”，不是放任不管，而是“静观其变”。
疯狂抢跑、盲目超前的结果就是，得到了一个个“速成”的天才，也是一个个“伤仲永”PG电子游戏攻略式的废材。
换句话说，打好基础，先慢后快，火到猪头烂，普通孩子取得天才的成就，也未可知。
不得不说，又是西南联大！那时候的西南联大星光璀璨，大师云集，教育理念与方法独树一帜。
他也可以听外文系的课，他既能与邓稼先一起背《吊古战场文》，也能把唐诗宋词译成英文，也能用英文写顶级的物理论文。
西南联大鼓励学生挑战权威：考试不必拘泥于教师讲义，只要言之有理，观点相左也能得高分。
杨振宁坦言，在联大的七年，对他最重要的影响，是形成了对整个物理学的“Taste”，即判断方向、选择问题的品味。
“我那时在西南联大本科生所学到的东西，及后来两年硕士生所学到的东西，比起同时美国最好的大学，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。”
我们很早进行了文理分科，美其名曰“因材施教”，追求“专”而丢了“通”，好比筑金字塔而底座薄弱。
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的是“宇称不守恒理论”。有科学史家认为，这其中或许有中国文化的智慧。
因为中国文化向来强调和重视不对称性，譬如“阴阳图”,“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；对称中有不对称，不对称中有对称”。
西南联大给了杨振宁自由宽容，而在芝加哥大学，他经历了思维模式的第二次跃迁。
芝加哥大学强调对原始文本的研读和基于证据的论证，强调苏格拉底式的质疑与辩论，要求学生挑战假设。
杨振宁曾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：“我既受益于西南联大的扎实基础，又受益于芝加哥大学永远弥漫的探索氛围。”
诺贝尔奖颁奖周刚刚过去。国人对于诺奖情感复杂，或趋之若鹜，或嗤之以鼻，甚至斥之以“洋奖”。
我们似乎又回到了鲁迅《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》里：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“自欺力”。
殊不知，杨振宁和李政道作为中国人，在上个世纪拿诺贝尔奖的时候，让西方多么震惊！
从1956年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，到1957年获奖，不到两年时间，在诺贝尔奖颁奖史上当时属于绝无仅有。